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市公安局、市规划委会同市卫生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群租进行了界定，《通知》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不得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能出租等。

群租是近年来的都市热门话题，在北京此次出台禁止群租规定之前，上海也已经施行了类似的措施。

政府要禁止群租，确实有其道理，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群租住房现象确实已形成一定的社会问题，比如存在治安、消防、安全隐患，扰乱了租赁市场秩序，使小区环境恶化，导致楼盘品质下降等。

但是，是否就要因为这些负面因素，而对“群租”这一新生事物一禁了之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在群租之后，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即便出台再强力的“禁止群租”法规也无济于事，最终很可能只会落得一个使法律法规丧失尊严的结果。

没有人不想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没有人想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生活在同一间屋内，这是人之常情。但“群租”现象为什么会日益火爆呢？实在是因为现在大都市的房价太高、房租太贵，于是就有人把房子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房间，以较便宜的价格租出去。强大的需求就是“群租”存在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它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其起因却是部分城市居民的生存权和居住权，二者孰重孰轻，施政者理应分清。

禁止群租，和城管执法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城市管理者在基础民生与城市秩序之间的博弈，而禁群租也确实很容易陷入城管执法的困境。以此次《通知》规定为例，未来无非是两种结果。结果之一是走个形式，相当于相关部门给那些抱怨群租的居民一个书面交待，但其代价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结果二则是认真贯彻，对违反规定的群租人群予以强制执行，而这必将引发一系列的对立与矛盾。

本月初，由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牵头发布了一个2013年社会建设蓝皮书《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2013）》，报告披露，北京700万流动人口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为5.6平方米，占外来常住人口比例84.4%的新移民工人大多只能选择“城中村”、地下室、工棚及群租房等非正规住房来存身，这意味着几百万流动人口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实际只徘徊在“5平方米”禁止线上一点，其中有多少人将触犯禁令可想而知。管理者有能力对这么大的人群进行执法么？

还是蓝皮书统计，在北京东城区租一套房子，须支付北京人均的72.9%；在朝阳区租一套房子是66.4%，在较远的昌平区租一套房子，租金也要达到平均工资的43%。《晋书·惠帝纪》记载，时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租金如此畸高，不是老百姓不想独租大房间，实在是负担不起啊。而禁止群租的法令一旦实际推行，只会把房租推向更高，因为有租房需求的人还是那么多，但他们的人均租住面积却被迫增大了。

所以说，与其以行政法规禁止群租，不如在认可群租的基础上去管理群租，把群租带来的负面效应压制到最小，更不如釜底抽薪花更大力气把廉租房建设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