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河北日报》报道，在近日召开的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七个一”帮扶对接会上，吴显国以“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会议。

这原本是一则非常普通的消息，但由于其中涉及到一位官员的复出，而成为不少媒体的头新闻。吴显国在2008年是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9月份，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被免去职务。时隔四年，今次复出。事实上，早在2011年11月，吴显国列席河北省党代会时，既有社会舆论对三鹿事件官员复出提出质疑。

吴显国复出后的遭遇在中国很有普遍性。近年来，舆论围观和质疑问题官员复出几成常态，比如宜黄拆迁事件、瓮安事件、黑砖窑事件等，其中引咎辞职或被撤职官员在复出后，都曾被媒体广泛质疑。

问题官员可否复出？这其实是个不需要更多讨论的问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有法可鉴，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而这规定也并非当时期的特例，读历史可知，即便在古代，官员复出也是政坛常态，比如王安石，就曾两次因行新法罢相而又复出。在中共党史上，也有很多高层领导因犯错被降职或罢免而后复出的例子。

事实上，在一个完善的政治体制内，允许犯错官员在规则内复出是必要的一环，这也是一种正向的激励机制。因为越是勇于任事，敢于做事的官员，犯错误的机会也越大，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因为犯错误而把官员一棒子打死或“永不叙用”，其负面作用更大。更何况，在当下体制内，培养一个干部往往耗费大量政府资源，轻易弃之不用也有浪费之嫌。

历经四年，吴显国的复出职务从显要的石家庄市委书记变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为三鹿事件付出的仕途代价并不算小。

但道理是这个道理，在生活中，民众与舆论对问题官员的不宽容却是一个冷冰冰的现实，容不得忽视。

舆论为什么会对问题官员复出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其实与公众对官员普遍偏低的信任度有关，仇官情绪也是一个现实，公众对没出过问题的官员任用都未必抱有热切之心，更何况曾犯过错误的官员？而曾经犯错的事实，也给了媒体敢于畅言质疑的基础，不说白不说，白说谁不说。而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问题官员通过辞职、免职走过场、避风头后再被重用的案例。

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来消除官员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要民众对复出官员的任命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却并未击中问题核心，因为群众焦虑的其实并非只是问题干部如何复出，而是现存的整个官场文化。如公众对官员群体的整体信任不提高，即便再复杂的复出制度也难以取得奏效，如真有能奏效的创新性制度，被首先用在问题干部这么一簇人身上岂不是浪费？从这个角度讲，官员复出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干部选拔问题的一个部分，一个缩影。

与官员复出具有同样新闻效果的还有年轻干部的任命与重用，只要有30岁的县长、市长被曝光，如潮质疑几乎必不可免，但曾几何时，干部年轻化不正是全党上下大力提倡？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官员越年轻越年富力强对一个国家来说岂非幸事，但舆论表现出的却是一片忧心忡忡。而事实，往往确实又总正是被人们所忧虑的那些答案命中。

现在看，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一个多么优秀、多么领先于世界的官员选拔体制，而只是一个恢复常态的官场，让公众不再为复出官员，年轻官员群体焦虑的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