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昕怡 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2014年12月6日，在学校的一次义务献血之后，她被查出大三阳，系乙肝病毒携带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进单独的学生宿舍居住。

2015年4月10日，她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死前她留下这样的遗书：“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尽管深有感触，可是我觉得人生好长，看不到终点。”

吴昕怡死后，其母在孩子的手机里发现了两张她在宿舍烧炭的照片。照片从床上俯拍。一张炭火刚燃，另一张炭火正旺。

炭是在网上买的，快递单上写着“纯苹果炭5.5斤，蜡块两个。”

今天，在《新京报》看到关于吴昕怡之死的文章，非常之震惊，不是震惊于这鲜花年纪的女孩之死，而是因为她的母校，那所大学，居然仅仅因为“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安排”自己的学生独住。报道说，据吴昕怡的家长反映，吴昕怡被发现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后，学院的领导要求她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的证明，学校又“按先例”提出让吴昕怡休学半年，然后留级，“如果孩子坚持要来，学校只能给她调单间宿舍”。“还让写一个书面材料，说明她是自愿住单间的。”“在单独居住期间产生的身体及精神的后果自愿承担”。

而学校则不认为安排住单间有强迫性，完全是吴昕怡检查出大三阳后的自我行为。

又是一笔扯不清的糊涂账，暂不去纠结，但这个悲剧中总有两件事实是明确的，其一，吴昕怡的自杀跟她的“隔离”与乙肝大三阳有密切因果关系；其二，她的学校允许了她的“隔离”，并为之提供了条件。

吴昕怡已死，学校有很多理由推脱责任，但旁观者却很容易脑补出“真相”：女大学生带着爱心去献血，却带回了痛苦与不安，同学们知道了她有“大三阳”，就视其如瘟疫，唯恐避之不及，明显疏远了她，面对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学校既没有提供必要的帮助，反而给了她二次伤害，强行要求其单独居住，如不服从学校的管理，将面临休学的处罚。

这些脑补情节未必全是事实，但虽不中亦不远矣。因为我们周围的世道人心就是这样的，对疾患者（传染病）的歧视与冷漠是如此普遍，太多人见识过，太多人在“践行着”。

吴昕怡的母校称一切都是按规矩办，按吴昕怡的愿望办，但学校让患者父母去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的证明，这件事本身不就是巨大的伤害？这就是学校明明白白的告诉吴昕怡，你得了乙肝，我们都担心你，你必须证明你自己其实没事儿。

学校况且如此，同学们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机放在别人桌上，大家会把她们的东西赶快收走。”“室友总到别的宿舍住，还悄悄告诉别人她得了乙肝”。

中国有上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还没发展到肝炎，和正常人并无区别，不需要特别治疗，一起吃饭、面对面谈话是不会传染乙肝，直接的皮肤接触也不会传播。难道这不是常识吗？

忽然想起我的一位老朋友十天前在朋友圈上的一段留言，在关注到社会对待残疾人的真实状况后，他说：中国全方位的体现出一个残忍冷漠社会具有的一切特征，无论是对残疾人、哺乳期的母亲、少数族群还是其他“与我们不一样的”少数人，都体现出这一点来。我觉得（等）我们这一代人死掉才有可能改观。

这是哀莫大于心死！可也有道理，因为我们看不到抗争，即便是每十个人里有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也看不到抗争，而是悄悄的隐瞒，他们即便知道自己不会伤害别人，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更不用提去抗争保护自己的权益。

从这一点看，吴昕怡甚至能被看做是勇敢的，她没有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她选择了以死抗争。

最后想说的是，教育，教育，中国有太多学校，只能教书，而不会育人，它们是只实现了一半教育功能的残疾机构，培养的学生，当然也有大比例的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