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支柱公司三星，因掌门人李健熙出现健康问题，正在为公司管理权转交给继承人而进行重组。据路透社报道，三星的重组咨询费超过1亿美元，引发多家投行争夺。而整个重组费用，则可能高达10亿美元。

 

外界有猜测，重组提前或与三星集团继承人的高额继承税有关。据计算，根据韩国50%的最高遗产税率，李健熙独子李在镕和他的两个妹妹可能需要缴纳约60亿美元的遗产税。

 

所谓“60亿美元遗产税引发三星重组”的猜测很吸引眼球，但并不太靠谱。因为作为三星这么一家世界级的大公司，单其核心子公司的年营收就占了韩国GDP的16.1%，这种规模的企业如果等到掌门人病危才去考虑接班以及遗产税规避问题，那它的战略也就太初级了。

 

事实上，今年五月份李健熙健康恶化时韩国《朝鲜日报》就披露过三星的的遗产继承问题，早在1998年，大体上的继承工作即已完成，李健熙家族的主要资产所有权已经转移到李健熙之子李在镕手中。李健熙家族通过控股三星爱宝乐园控股继而三星生命，三星生命又控股核心子公司三星电子，李在镕(25.1%)从1998年开始持有三星爱宝乐园的股份，李健熙持有的三星爱宝乐园股份只有3.7%。

 

至于三星为什么要加速重组，其背后主要有两大推动力。

 

其一是来自政府。韩国政府部门对三星财阀如蜘蛛网般交织在一起的连环控股结构早已不满。三星集团的核心子公司三星电子市值接近2000亿美元，但李健熙家族资产还不到200亿美元，在连环控股的安排下，李健熙家族通过仅仅三星电子15%的股权就牢牢掌控住这只巨无霸，鉴于其中隐含大量非公平因素，从金大中时期韩国政府就开始敦促三星进行改组，之后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亦曾提出同样要求，但三星改组迟迟没有推进。作为在韩国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强人，如果在李健熙健在的时候主动进行重组，情形将好于在未来被迫重组，因为到那时候，接班人李在镕未必能控制住局面，李氏家族或许会失去对三星的掌控权。

 

另一大推动力则来自李健熙本人。在上世纪末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前，韩国有现代、大宇、三星、乐喜（LG）、鲜京（SK）等五大财阀，但进入21世纪之后，变成三星一枝独秀，成为全球最大综合电子公司，其中李健熙的领导起了关键作用，当年李健熙的变革口号是“除了老婆孩子全部都要换掉”。去年底，尽管年事已高，李健熙又主动提出二次变革的“马赫经营”方案，其核心就是从根本上改善经营体系和结构。李健熙已经意识到，维持现有的财阀体制，将无法使三星成为一个基业长青的世界超一流企业。

 

所谓重组，简而言之就是使三星在资本结构上从一个复杂公司变成一个简单公司。三星是一个典型的韩国财阀，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东亚比较普遍，以韩国、日本、以及华人圈为多，但典型的财阀只存在于韩国，基本特色是财阀中央集权于家族企业或总裁个人，旗下产业星罗密布如章鱼足，子公司、孙公司循环出资控股，形如金字塔形，资本和商品在内部流动，子公司利益服从整体公司利益。财阀的优点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依靠巨大体量优先获得政府、银行支持，如果市场环境良好，或者被“超人”企业家掌控会迸发出巨大的潜力，但缺点则是受制于家庭政治以及继承人素质、容易滋生腐败、导致不公平竞争以及难以适应变化更快的现代市场，从长远说不符合时代对现代企业的要求，不为现代政治体制所欢迎，隐含巨大政治风险，时机成熟必成宰割、分拆对象。从这个角度说，李健熙主动忍痛进行重组，眼光还是很长远的。

 

韩国最好的公司三星都开始自律的“去财阀”，意味着韩国财阀模式的没落，这对中国企业其实是大有警示意义的。作为韩国的近邻，处于相同文化圈中，华人家族企业本来就很容易形成金字塔形结构，多年前郎咸平即以对李嘉诚家族的这一结构分析而一举成名。在大陆，由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家族企业也越来越多，它们在选择未来组织结构时，理应避过三星正在放弃的老路，直接奔向更现代的企业结构。而对于那些热衷于通过政府扶持和大规模兼并做大做强的国企，也应从三星的重组中吸取教训，躲过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