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发的欠薪事件表明，民工荒还远没荒到位，涨薪潮还远没涨到位，什么时候农民工真正取得都市劳动者的普遍平等地位，什么时候欠薪事件才会远离社会热点。

岁末，讨薪事件又在各地重新上演，除了传统的下跪讨薪之外，有农民工每天100元租戏装扮“元芳”讨薪的，破产团购网站员工上微博转发讨薪的，还有堵住外交公寓，讨薪讨出国际视角的。
而各地政府也在年底纷纷发布新闻，报道其为集中清欠所做的大量工作。
如果从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向温家宝求助讨薪获得举国关注算起，至今已经整整十个年头，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欠薪事件不但未得到彻底治理，反而大有增加的势头。据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邹震1月15日向
《人民日报》透露，清欠形势趋于严峻，“通过集体停工、群体上访方式集体讨薪的现象增加，还出现了"娃娃讨薪"、"微博讨薪"、"拜神讨薪"等讨薪形式。”
根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案件21.8万件，较上年增长7.5%。去年1至11月，全国因企业拖欠工资引发的百人以上群体事件190起，占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问题引发的百人以上群体事件总数的50.8%。2012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为622.5万劳动者追发工资200.8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16.7%、29.5%。目前，欠薪事件呈现从建筑领域向加工制造业、服务业蔓延趋势。
年年欠薪，年年清欠，年年讨薪！为什么长达十年的举国关注后，欠薪、讨薪的怪圈还是无法走出？
中国的社会治理有一个特色，叫做一抓就灵，政府一重视，难题就会很快解决，但现在看，至少在治理欠薪方面，这一招是失灵的。其中原委，实在值得深思。
从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欠薪事件主要以拖欠农民工工资为主，如果把农民工剔除，则数量大减，不足以构成值得集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由此可知，欠薪事件的核心还是因为农民工群体太弱势。

农民工的弱势之一表现在其自身素质方面。相对于城市白领劳动者，他们更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为了求得一份工作，他们往往忽略乃至放弃了一些基本权利。比如很少签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则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只能靠各种“原始、粗暴”的方式维权；比如他们会容忍雇主的习惯性拖欠，以至使欠薪越积越多，最后不可收拾。

流动性过大，缺乏群体意识，是农民工弱势的另一大表现。比如在欠薪的主要领域建筑领域，农民工主要围绕建筑项目展开工作，工程一结束，民工四散而去。在这种非常态的劳资关系下，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当然就比一般职工更难被保障。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群体也很难组织起自己的“娘家人”--工会组织，而工会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劳动者维权的强力支撑。

农民工的弱势还表现在他们无法像一般市民一样获得足够的政府关怀。就以讨薪的治理来说，大部分地方政府还是以“集中清欠”为主，在年关兴师动众进行“讨薪大会战”。如果政府能够实现对农民工的常态监管，平时加强走访、调查，像了解本地公司员工一样掌握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第一手资料，集体讨薪事件一定会减少很多。

此外，农民工的弱势还表现在他们对城市、对现代法制社会的疏离感上，这使他们没有信心通过法制途径进行维权，而经济上的弱势，又使他们支付不起沉重的、耗时较长的依法维权的成本。

近年来，关于人口红利时期终结、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说法此起彼伏，农民工资的普遍上涨也印证了这些说法，仿佛原本弱势的农民工由于劳动力的日渐珍惜而一下子强势起来，而很多经济学家也为此满腹遗憾，以为农民工地位的提升将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竞争力。

但日趋增长的欠薪事件却显示出，虽然农民工的工资随着CPI一起涨起来了，但他们的弱势地位还远未改变，他们依旧是所服务城市的边缘人，他们甚至连一些基本劳动权利都还未得到普遍保障。如果人口红利是建立在农民工的弱势基础上，那么，这种“红利”终结就终结罢。

众所周知，要根治欠薪，靠集中整治是绝对不够的，需要建立一套常态机制，从法律、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但在中国，鉴于农民工群体的弱势现状，仅以一般的常态机制规范仍然不够，至少在当下，对于弱势的农民工，应该像对儿童、妇女和少数民族一样建立起一套略具倾斜性的关怀保护机制，对故意拖欠农民工薪水者要严打重罚，对农民工维权要开辟绿色通道，提供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根除欠薪，使社会的正义少一些盲点、多一些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