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可能成为一件影响巨大而且恶劣的“丑闻”：其一，它牵涉到“金庸”，而堪与金庸的影响力相比者，在近几十年的中国，两只手数得过来；其二，它牵涉到“捐赠”，有慈善被亵渎，赤子之心遭玷污的情感成分在内，弄不好就会成为与郭美美事件、特区政府捐赠学校被拆相并肩的一大慈善丑闻，给中国困境中的慈善事业雪上加霜。

事实上，在网上，已经有不少人说出类似的气话：金庸捐赠书舍被拿来卖天价酒席这事告诉我们，就是在大街上撒钱也别捐东西给政府。

中国的善行与良心，就一点点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类似“丑闻”中，被消耗殆尽。

1996年，金庸先生将自己耗资千万建成的西子湖畔“云松书舍”捐赠给杭州市人民政府。但时过多年，有群众向媒体爆料，反映云松书舍已经改为高档会所，会所以金庸武侠为主题，最低消费每人500元起，加上酒水，每餐动辄上万元，菜式为杭帮菜和谭家菜。

事后有关部门不认可“云松书舍”存在会所化的指责，但没有否认高档餐饮的存在。

金庸先生的“高风亮节”，却成为少数人牟利、少数人觥筹交错、消费得起的所在，此消息传出，引起公众尤其是金庸迷们的愤怒。

名人住宅被拿来进行商业开发，牟取经济利益，此事虽然不雅，但在中国所在多有，严格来说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云松书舍”这新闻却有两个与众不同的关键点，使其可能成为一件影响巨大而且恶劣的“丑闻”：其一，它牵涉到“金庸”，而堪与金庸的影响力相比者，在近几十年的中国，两只手数得过来；其二，它牵涉到“捐赠”，有慈善被亵渎，赤子之心遭玷污的情感成分在内，弄不好就会成为与郭美美事件、特区政府捐赠学校被拆相并肩的一大慈善丑闻，给中国困境中的慈善事业雪上加霜。

事实上，在网上，已经有不少人说出类似的气话：金庸捐赠书舍成高档会所这事告诉我们，就是在大街上撒钱也别捐东西给政府。

由此可见，这件丑闻除去伤了人心，所伤害的，其实还有中国慈善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

中国的善行与良心，就一点点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类似“丑闻”中，被消耗殆尽。

当然，把自己的财产捐赠给政府，跟慈善还有很大区别，但一般公众却很容易将之视为一体，事实上，“云松书舍”被捐赠给杭州市政府之后，其产权就已经属于全体市民，从这个角度讲，以“慈善”视之也无不可。

而正是这种“捐赠与慈善”性质，使得“云松书舍变会所”成了一件丑闻。试想，如果“云松书舍”不是金庸所捐赠，而是某个政府部门在西湖边上建造的楼堂馆所，它在进行商业运营的时候，即便定的价格再高，再会所化，还会有如此大的反对声浪吗？多半不会有。据金庸好友、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透露，在1996年云松书舍建成后，“金庸觉得书舍建得太美满了，又在西子湖畔，不应由他一人独享，应公诸同好，让普通人都能分享美景，所以决定将云松书舍无偿捐赠给杭州市”，这是金庸捐赠书舍的理由，同时也是把书舍托付给政府嘱托。对于如何“让普通人都能分享美景”，当地有关部门在接受捐赠之初，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由于整个云松书舍建筑庞大，占地3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管理维护需要一定成本，因此，有关部门进行一些商业运营也情有可原，比如最初游客在书舍喝茶人均消费35元，虽然也不太便宜，但总归不算太离谱，还可归入为普通人服务一类，但后来发展成“最低消费每人500元起，每餐动辄上万元，消费以单位为主”，尽管这不属于会所式服务，但也已是明显通过价格把一般老百姓排除于外，使美景只供部分特殊阶层消费，也难怪网民闻之会愤怒和伤心。

事实上，像这种为了追求暴利，圈售公共资源，服务有钱群体的事例，在生活中还有很多，比如，故宫的建福宫被改建成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之私人会所的“会所门”；又比如五一小长假期间被无数人诟病的景区天价门票。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代替公众管理公共资源的管理者误把自己当成地主，毫无忌讳地以这些公共资源来盘剥公众。

最后，在这个“云松书舍门”中，还有很隐蔽的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当初云松书舍初建时，3200平方米的占地属于杭州市政府提供，西湖之畔，寸土寸金，地方政府又凭什么将国家土地划拨私人呢？而这种土地权不明不白的房子住着又怎能舒心呢？或许这也正是后来金庸先生“事了拂衣去”，只住了一晚就决定将云松书舍又送回给政府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