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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能成为一件影响巨大而且恶劣的“丑闻”:其一,它牵涉到“金庸”,而堪与金庸的影响力相比者,在近几十年的中国,两只手数得过来;其二,它牵涉到“捐赠”,有慈善被亵渎,赤子之心遭玷污的情感成分在内,弄不好就会成为与郭美美事件、特区政府捐赠学校被拆相并肩的一大慈善丑闻,给中国困境中的慈善事业雪上加霜。

事实上,在网上,已经有不少人说出类似的气话:金庸捐赠书舍被拿来卖天价酒席这事告诉我们,就是在大街上撒钱也别捐东西给政府。

中国的善行与良心,就一点点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类似“丑闻”中,被消耗殆尽。

 

 

1996年,金庸先生将自己耗资千万建成的西子湖畔“云松书舍”捐赠给杭州市人民政府。但时过多年,有群众向媒体爆料,反映云松书舍已经改为高档会所,会所以金庸武侠为主题,最低消费每人500元起,加上酒水,每餐动辄上万元,菜式为杭帮菜和谭家菜。

事后有关部门不认可“云松书舍”存在会所化的指责,但没有否认高档餐饮的存在。

金庸先生的“高风亮节”,却成为少数人牟利、少数人觥筹交错、消费得起的所在,此消息传出,引起公众尤其是金庸迷们的愤怒。

名人住宅被拿来进行商业开发,牟取经济利益,此事虽然不雅,但在中国所在多有,严格来说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云松书舍”这新闻却有两个与众不同的关键点,使其可能成为一件影响巨大而且恶劣的“丑闻”:其一,它牵涉到“金庸”,而堪与金庸的影响力相比者,在近几十年的中国,两只手数得过来;其二,它牵涉到“捐赠”,有慈善被亵渎,赤子之心遭玷污的情感成分在内,弄不好就会成为与郭美美事件、特区政府捐赠学校被拆相并肩的一大慈善丑闻,给中国困境中的慈善事业雪上加霜。

事实上,在网上,已经有不少人说出类似的气话:金庸捐赠书舍成高档会所这事告诉我们,就是在大街上撒钱也别捐东西给政府。

由此可见,这件丑闻除去伤了人心,所伤害的,其实还有中国慈善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

中国的善行与良心,就一点点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类似“丑闻”中,被消耗殆尽。

当然,把自己的财产捐赠给政府,跟慈善还有很大区别,但一般公众却很容易将之视为一体,事实上,“云松书舍”被捐赠给杭州市政府之后,其产权就已经属于全体市民,从这个角度讲,以“慈善”视之也无不可。

而正是这种“捐赠与慈善”性质,使得“云松书舍变会所”成了一件丑闻。试想,如果“云松书舍”不是金庸所捐赠,而是某个政府部门在西湖边上建造的楼堂馆所,它在进行商业运营的时候,即便定的价格再高,再会所化,还会有如此大的反对声浪吗?多半不会有。据金庸好友、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透露,在1996年云松书舍建成后,“金庸觉得书舍建得太美满了,又在西子湖畔,不应由他一人独享,应公诸同好,让普通人都能分享美景,所以决定将云松书舍无偿捐赠给杭州市”,这是金庸捐赠书舍的理由,同时也是把书舍托付给政府嘱托。对于如何“让普通人都能分享美景”,当地有关部门在接受捐赠之初,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由于整个云松书舍建筑庞大,占地3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管理维护需要一定成本,因此,有关部门进行一些商业运营也情有可原,比如最初游客在书舍喝茶人均消费35元,虽然也不太便宜,但总归不算太离谱,还可归入为普通人服务一类,但后来发展成“最低消费每人500元起,每餐动辄上万元,消费以单位为主”,尽管这不属于会所式服务,但也已是明显通过价格把一般老百姓排除于外,使美景只供部分特殊阶层消费,也难怪网民闻之会愤怒和伤心。

事实上,像这种为了追求暴利,圈售公共资源,服务有钱群体的事例,在生活中还有很多,比如,故宫的建福宫被改建成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之私人会所的“会所门”;又比如五一小长假期间被无数人诟病的景区天价门票。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代替公众管理公共资源的管理者误把自己当成地主,毫无忌讳地以这些公共资源来盘剥公众。


最后,在这个“云松书舍门”中,还有很隐蔽的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当初云松书舍初建时,3200平方米的占地属于杭州市政府提供,西湖之畔,寸土寸金,地方政府又凭什么将国家土地划拨私人呢?而这种土地权不明不白的房子住着又怎能舒心呢?或许这也正是后来金庸先生“事了拂衣去”,只住了一晚就决定将云松书舍又送回给政府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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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海光

信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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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媒体评论员,社论撰稿人,一个深爱中国的媒体人,时事、财经,专栏及作品见《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观》、《晶报》、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美国时代周刊网、《globaltimes》等......联系、稿件等事请电子邮件:gooooo@gmail.com(常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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