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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一片争议声中,21世纪经济报道地产新闻总监袁仁标(袁一泓)发表个人声明称,决定辞去融创中国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职。

袁一泓辞独董是一场争议的结果。在香港房地产上市公司融创中国宣布聘请袁一泓出任独董后,即引起广泛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是媒体人担任独董有可能违反行业规定,比如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新闻采编人员不得在无隶属关系的其他新闻单位或经济组织兼职取酬;其二是可能有违职业操守。独立性是媒体的基本特点之一,新闻报道要保证客观真实,就要尽量与舆论监督对象撇清关系,尤其是利益上的关系。

最终,“为保护供职机构的声誉免受伤害”,袁一泓辞去了独董一职。不管是否被舆论强迫,袁的这一决定很不容易,也很值得同行钦佩。要知道,融创中国给他开出的年薪是30万港币,对于普遍“清贫”的媒体行业,这不啻是一笔巨资,或许已超过袁一泓本人在报社领取的薪水都很可能;更要知道的是,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以及媒体现状下,记者当个独董,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什么都不干的挂名独董遍地都是,拿红包进行有偿报道的记者满街跑,更何况,在水面之下,甚至水面之上,比记者当独董更过分的都所在多有。

和媒体一样需要“独立”的是学者,但据媒体调查,中国两市2365家上市公司7700个独董职位中,有一半职位是由各大高校的教授们包揽了,其中亦不乏直接违背行业规定者。比如2008年3月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规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济实体中兼职,但教授独董中却有不少院长、校长。2011年,这些高校独董从上市公司领取了2亿元的薪酬,这一现实能让刚刚辞去30万年薪的袁一泓心服口服吗?

在媒体圈中,比当独董跟商业利益牵扯更深的也有不少案例。如两月前雪浪环境发布IPO招股书,其中就被发现有一名上海证券报记者潜伏其中,该记者出资一百万,出资比例为1%,一旦雪浪环境上市,这笔出资收益率或达14.4倍,记者则成千万富翁;另外,在去年旋极信息申请创业板首发时,招股书也显示有一著名财经杂志的资深记者位列自然人股东之中,其以8元每股认购了10万股原始股。旋极信息在上个月成功上市,发行价27元。如果把中国股市历年来的招股书都整理一下,会发现更多“记者潜伏”的记录。

公司存在的目的是盈利,它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为什么就甘心把几十万年薪的独董薪酬、价值百万、千万的原始股“送给”记者、教授们呢?这难免惹人猜疑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比如,北大教授邹恒甫就曾对媒体爆料:“很多教授通过高校的MBA、EMBA认识各企业的中高层,建立了关系,之后有机会就会到企业去兼职独董等,无风险领取不菲的薪酬,同时又会应一些高管的要求利用自身的关系安排一些公司高管的孩子到名牌院校上大学,中间各种利益交织。”

同理,媒体人员拿了公司几十万独董薪酬之后,是否还有底气拒绝公司方的一些灰色要求?即便旁观者跟其同事一样相信袁一泓个人的道德操守,但整体来看,真的很难。

以中国媒体界的现状,类似独立董事薪酬这种收入,其实是可拿可不拿,比如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就出任了ST天目独董(她自请降低薪金,每年税前2万元),但如果从完善中国媒体环境的长远目标看,我以为媒体组织内部还是应该出台相关规定,限制自身从业人员获取这份收入。而记者个人如果有意于担当独董,完全可以选择辞职,数十万年薪也足以养家糊口,只不过,告别了既有平台,公司那边第二年是否还会继续聘用之呢?


孟子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改变潜规则肆虐的大环境确实很难,但如果因为畏难而无所作为,则恐怕只会选择永远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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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海光

信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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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媒体评论员,社论撰稿人,一个深爱中国的媒体人,时事、财经,专栏及作品见《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观》、《晶报》、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美国时代周刊网、《globaltimes》等......联系、稿件等事请电子邮件:gooooo@gmail.com(常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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