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考虑的问题则是，国家形象不仅仅为商品带来红利，它还有可能是“负利”。举国体制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夺取更多的金牌，但缺点也不容忽视。比如“金牌至上”原则指导下的急功近利，消极比赛，不人性等等，这些缺点表现在奥运会上就会向观众传递负面信号，使外国消费者对中国的评价降低，进而影响中国制造的价格与销量。

在因奥运会举行而使“金牌战略”、“举国体制”正饱受争议与质疑之时，《人民日报》上周发表了一篇主题为“淡化金牌说不可取，举国体制支撑佳绩”的文章，文章称，举国体制与全民健身并非对立的两面，中国奥运选手为整个民族带来了“正能量”，争取在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始终具有鼓舞人心、增强凝聚力的作用，有其他方式难以取代的教育和激励功能。

这篇文章显然是在为“金牌战略”、“举国体制”进行辩护，它是从“鼓舞人心、增强凝聚力”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此观点比较传统，但出发点并非不理性，对“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的争议，除了价值观之外，确实值得在利弊得失方面好好算一算账，比如，“举国体制”是否能给中国带来合理的商业价值。

当代奥运与商业的紧密集合早已世所公知，比如，本次伦敦奥运会赞助中国奥运军团的国内外企业就高达61家，这些企业合计市值超万亿元。在刘翔背后，就站着15家赞助商。从国际范围看更是如此，强大的赞助商甚至已经拥有了干预奥运赛程的权力，主办者因此常把最精彩的比赛按那些最有价值市场的“黄金时间”来定，为了获得更大收视率--也就是商业价值，运动员的着装甚至都正在向更性感的趋势靠近。

从这个角度考虑，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为奥运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好的成绩，并不一定就必然亏本。因为奥运成绩与国家形象确实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国家形象又关系到一国商品的出售价格。几年前，德国市场营销专家安霍尔特曾就“某国制造”在35个国家和地区做过一次调查，“德国制造”的价值约为4.5820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7%。“美国制造”的价值高达17.8930万亿美元，列全球第一，其后是“日本制造”，价值6.2050万亿美元左右。调查结果还显示，“德国制造”不仅指德国的机械设备或汽车更好卖，来自德国的管理人员也会比来自土耳其或南非的经理更容易谋到职位。与之相比，中国则拥有一个商业“低价”的国家形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常与低价、劣质相联。

要改变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个复杂工程，但通过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继而通过国家形象的提升使中国制造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奥运溢价”则是一条行得通的路，因为奥运会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你甚至在任何领域都无法找到一个可与之匹敌的人类集体活动。哪怕外国消费者因为奥运会对中国的印象深了一点点、好了一点点，其带来的经济效益都是极其巨大的。去年，中国出口总额是18986亿美元，其中工业制成品也就是中国制造占比94.7%，如果只实现百分之一的“奥运溢价”，比如一双鞋子多卖了10美分或多卖了百分之一的鞋子，四年下来也将近千亿美元。这个规模的收益相信不会比举国体制对体育的投入少。

上世纪日本与韩国商业的腾飞，都有很多的“奥运因素”。

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原产地效应，是指品牌原产地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进而影响购买倾向。消费者对某国或地区生产的产品具有总体性认知，显然，国家形象是涵盖在这一总体性认知之内的，而且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考虑的问题则是，国家形象不仅仅为商品带来红利，它还有可能是“负利”。举国体制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夺取更多的金牌，但缺点也不容忽视。比如“金牌至上”原则指导下的急功近利，不人性等等，这些缺点表现在奥运会上就会向观众传递负面信号，使外国消费者对中国的评价降低，进而影响中国制造的价格与销量。

正负相抵，再加上国家投入以及对全民健身（国民体质）的干扰等，这些软硬因素叠加后，剩下的就是我们在金牌战略中获得的“奥运溢价”，这笔经济账其实有关部门很有必要算一算。如果真能革弊兴利，得出一个干净的、负面价值最小的“举国体制”，既能说服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对全世界的体育也是一个巨大贡献。